中国武统计划(9)：台湾之宿命（2：永失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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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9, 2023

Updated Date

Sep.12, 2023

摘要：

2019年10月，曾有人预测一国两制正在远离台湾。并试图提醒台湾人，并期望他们自己出来争取对台湾有利的一国两制方案而不是反对它。3年后这一对台湾极其不利的预言被兑现。2022年8月10日，中国大陆发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大陆正式宣告，台湾已经失去了实质上的一国两制。大陆最新的台湾问题白皮书明确指明：1叶剑英邓小平的承诺全部失效；2台湾没有外交权；3台湾没有统兵权；4台湾高官必须拥护中央政府并直接被中央监管。现在还有“一国两制的壳”可以谈。这个壳就是民生方面的征税问题，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白皮书没有提到具体时间限制。但指明了一定是在本届大陆领导人任期内。一般推测最后日期在2026年4月到9月的某一天。如果为真，那么还留有3年的和谈窗口。

关键词：

中国，统一，台湾，一国两制，

 

一：台湾失去实质性一国两制

在2019年10月9之前，曾在一个网站写下一篇文章。大意 就是：大陆正在抛弃一国两制政策。当前最合符台湾人利益的事情不是反对一国两制，而是尽最大可能争取一国两制。而且我也把这一份文案转发给了一个台湾的名嘴。
但事实时，即使是台湾最激进的统派名嘴，也不敢接这个话题。也不敢讲争取一国两制的话题。这就最终引出了我的结论–台湾已经失去了一国两制的可能。
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空间是大家熟知的事实，是不是它在大陆就有空间？
现在我可以肯定地向大家汇报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台湾方，美国方，和香港方共同把“一国两制在台湾”玩没有了。

台湾的一国两制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的原因，具体可以细分为以下：
（1.留下外国力量干涉中国问题的空间。
（2.香港样板留下负向的效果。
（3.台湾人“作”。
（4.大陆人恨。
（5.从历史角度增加国家的管治成本。

二：一国两制模型的致命缺限

-留下外国力量干涉国内问题的空间。

2.1. 陆港终成怨偶

香港回归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少有的拥有极其良好的政治条件下的重大政治行为。在当时的历史机遇之下，几乎完美地达成了中国中央政府期望达到的所有重大政治目标。
但是就算如此良好的条件下建立的政治结构模型，却也留下了当时难以预料的致命缺陷。留下了外国力量干涉国内问题的空间。
事实，过程，结果历历在目。不用更多地论述这一结论。

2.2.  亡羊补牢式的反思。

2.2.1. 限制特区政府的外交权利能不能堵上缺口？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个香港问题缺陷源于当时给香港特区政府的部分外交特权。以后可以在台湾特区架构下堵上这个缺口。我的看法是否定的。
通过内政架构可以很容易在桌面下搭建外交接口。如果给予了内政特权，那么批准NGO落地算不算行政权力？批准文化窗口落地算不算行政权力？批准文化交流算不算行政权力？这一类行政权力之下，只要没有足够的监督，实质上地搭建外交接口是非常容易的。
如果已经确立了特区政府的行政特权，要设计什么样的机制来克制行政特权下的外交偷腥行为？建立这种机制的政治成本有多大？会不会又在这一类制衡机制上增加额外的政治风险？都需要仔细考虑。

2.2.2. 仔细地挑选特区领导人能不能堵上这个缺口？

或许有人觉得如果中央政府在挑选特区领导人时，谨小慎为一些，考虑更全面一些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局面。比如澳门就顺利地完成了安全条款的立法。我对通过挑选特区领导人来堵上外交接口漏洞的看法依然是否定的。

（1.   董先生之例子。不论以当时的情况衡量，还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香港首届特首董先生，都是极其优秀的人选。就算这样优秀的人选，当时尽力也没有办法完成安全立法。可见以个人之力来修正系统性的缺陷，是难以实现的。
（2.  何先生之例子。澳门的安全条款立法顺利完成，不能成为系统性的常规性的范例。澳门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与过去的任何时期的大陆中央政府都保持着巨大“极差”。中央政府无论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作出微小修正，都对澳门特区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在中央政府扶持下的澳门，经济力量已经迅速增长。但是经济力量快速增长以后的澳门，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依附力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还需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认识。财政与经济政策支持澳门的中远期效应还没有正式成型。

2.2.3. 更多的政治倾斜和更多的经济支持能堵上外交的安全缺口

中央政府更多地向地方政府下放政经权力，或许在短期里可以临时性解决某些棘手问题。但长远来看，正面效应恐难以持久。

（1. 租借横琴校区的政治效应至今都仍是正面的。但长远的角度如何衡量，还在未定之数。
（2.保持澳门的赌场经济，对中央政府的影响与对大陆整体经济的影响都还在进一步评估之中。
（3.将来澳门的政治依附力如何保持，依然要作长远评估。
（4. 在98年香港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阻击索罗斯的攻击是一个典型案例。在整个东南亚经济被索罗斯收割并导致全面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央政府阻击索罗斯，保持住了香港的财富。这一支持放在任何一个经济场景和历史场景之下，都是极其重大的。如此巨大的支持，并没有换到香港某一任特首的回报。相反地在其任期内放任（支持）港独势力迅速壮大。
（5.中国中央政府在体制上对香港的支持，绝大部分都转化成为香港垄断资本的利润。这些垄断资本的代表，在大陆与香港得风得雨。其根本就是中央政府支出的政治成本与经济成本。可是在2019年香港动乱时期，香港垄断资本实质上是背叛了中央政府的。还居然出来讲什么“X台之瓜”的鬼话。换成老百姓的白话就是“我就是一个小媳妇而已，成天装孙子，谨言慎行，小心翼翼，才能活到今天。我那里有什么能力来报答你呢？”。更直白的翻译就是“成天欺负我，今天想让老子给你站台，门都没有”。
（6. 从95年接触台商起，深入了解台湾人“赚钱可以，别想我认你做老大”的对大陆排斥心理。西瓜偎大边。越有钱，越自大。早在2008年马英九当选时，我就据此作出与大众认知相反的预测。我认为在马英九的治理下，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只会变得更疏远而不会更接近。因为大陆为了“靖绥”，一定会大力支持台湾经济发展。而台湾经济发展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台湾人要做大陆人的老大。而不是台湾人会认大陆人为老大。在今后的将来的一个较长时期里，台湾人的这种骨子里的认知，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以经济和政治成本投入换取政治依附的想法，在台湾是行不通的。
台湾人信奉“权力极差”。“西瓜偎大边”，“拳头大声音大”，至今依然是台湾人的口头语。在台湾人没有认识到他们与大陆存在巨大“权力极差”之前，他们不会从内心依附大陆。向台湾大规模地投入政治成本与经济成本，只会缩小、削弱、负作用于顶级权力（中央政府）与次级权力（台湾省政府）之间的“权力极差”。从而造成权力结构体系的不稳定。
（附：“权力极差”这个词可以被定义为权力等级之间的综合力量的差距，被定义为维持一个权力体系的稳定的重要基础。（详情请跟踪“国家战争强度”、“帝国的兴亡周期”）

2.3. 前瞻式的反思–需要不需要建立一个与西式体制接洽契合的接口？

所谓接口，就是一个通道。你想出得去，就得允许别人进得来。个人的感觉（非系统性的思考）是没有必要建立一个接洽西式体制的接口。理由如下。

中国几千年来建立了不少隘口。建立隘口的一个根本立足点，就是有利于己方的防守。就是为了以最小成本支出实现最大防守功能。所以即使是要建立一个接口，建在那里最有利，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尤其不宜建在海权特征明显，陆权复盖不易（成本高）的地区。
近来的实证证明，分权体制之下，只能选举出低于平均智商水平的业馀性质的国家管理者。这些人的作用就是削弱国家实力。香港政客和台湾政客这些年的表演，无一不证明这一事实。当然像Trump，莫迪，普亭，默克尔大妈，埃尔多安这类强人也有，但是比例极小。
欧洲政客普遍性地支持一场分裂和削弱欧洲自身的战争，从政治角度，从历史角度，从哲学角度都是荒谬的。可见选举体制在西欧地区的普遍性失败。
加拿大全境和美国一些州已经将大麻合化法。而且更多的美国州正在努力这样做。另一事实是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在实操层面将硬毒品除罪化。为了赢得选票，美国和加拿大的多个州正在推动在法律层面上使“硬毒品”（可卡因）除罪化。证明分权体制之下，无法建立强大的稳定体制的“力量极差”。政府不得不向没有政治能力的选民力量靠拢。
多年来美系话语体系一直宣传军政府和中央集权政府是产生腐败的基础和根源。但近年来不断发掘出来的资料（包括审判记录等硬记录）揭示。民选政府的腐败大都以百亿美元为单位进行。而且基本上没有具体人员最终承担罪责。（欢迎提供，关于安大略省密西加沙电厂迁移案的各种细节。欢迎提供某一总部在香港的资本集团在密西加沙的庞大地产计值1加元的案例的详细细节。欢迎提供，前安大略政治强人麦迪坚突然辞职的背景资料）

三：一国两制在香港留下负面效果

香港的一国两制，曾经被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建设过程中的杰出成果。香港特区的特殊体制的建立，有历史的特殊性和必要性。甚至于也可以讲有历史的必然性。从整体上必须要对这一政治体制给以高度的正向的评价。
但是当时的一点政治犹豫，就给香港的政治稳定留下了巨大空洞。同时也对香港与大陆的融合过程增加了巨量的政治成本。
香港与大陆从1997年的蜜月起到2020怨偶争吵，期间只有短短20来年。导致这一负向结果的原因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

• 建立体制时的政治犹豫；
• 历史因素的介入;
• 巨量政治成本的不可持续性；
• 中央政府的管治犹豫；
• 香港政治力量的背叛；
• 香港整体性的政治能力低下；
• 外国力量的深度卷入；
• 台湾人的情绪性操作

3.1. 建立体制时的政治犹豫

少量已经披露过的史料介绍过中方与英方的部分谈判细节。但是从政治学实操的角度去推测当时的谈判过程，应当少不了另一组工作。就是中方核心与“港方核心人士”的“谘询过程”。这一谘询过程一定涉及到政权交接后的香港的管理体制的基本架构。

3.1.1.  推测假设，无实证

这一背景仅是我个人以“直觉”为基础推测出来的。无法证实有无“港方核心人士”介入谈判过程的事实。更无法证实有无这一“谘询过程”的事实。

3.1.2.  国人行为模式

试着以中国人的传统行为模式来推测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在中国人的传统行为模式中，建立一个对外的谈判框架是容易的。统一对外行动的尺度和口径，也是容易的。但是内部的协调过程往往比建立对外框架的过程更难更复杂，拖拉，和漫长。

3.1.3. 对23条的疑问

为什么在制定香港基本法时，会把构建23条的工作划归香港本地人来做？而且允许将这一工作放在“适当的时候”来做？

这一问题已经折磨我近20年了。这是我一直在反复思考的问题。

• • 3个要点。 在香港基本法中，23条涉及3个要点。第一点是香港基本法含有安全法的部分。第二点是安全法的立法交由香港本地人来做。第三点是安全法的立法可以放在适当的时候来做。
  • 安全法的权力属于中央。第一点指明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已经拥有了权力在香港基本法中放入安全法的部分。这一权力一定是来自与英国政府的谈判过程。即来自一个与外方谈判的过程。对中央政府来讲，这一过程并不会太艰难，因为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相比英国政府，拥有全方位的优势。
  • 立法权下放。 中央政府将安全法立法的权力下放给香港本地人。重点是全面性地下放了这个权力。香港人不仅被授权对安全法的细节进行立法。而且香港人还被授权自行决定立法的时机。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政治成本的投入。
  • 受益方。 这一巨大政治成本的收益方是谁？我以直觉来推断这一收益方只有一个对像。就是香港的垄断资本。
    或许你认为受益方应当是香港的普通大众。把权力下放给香港民众，让他们参与到香港的管治过程中。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竞选人，你这样讲不仅是你的权力，也是因你的利益所决定。但是事实是普通民众难以拥有参与具体管理国家的专业能力。同样地业馀政客也难以拥有这一能力。以香港普通民众这20年来与中央政府的互动过程来看，香港普通民众（甚至香港精英）的政治能力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参与政治的意愿。
    复习已经公开了的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客与英国政客的谈判过程，可以清楚在看到大陆政客的综合政治能力是完全可以比肩英国的专业政客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个23条所包含的巨大的政治成本。他们不可能将这一巨大政治成本投向不定向的人群。
  • 收益预期。你不会投入1500美元去买20磅香焦。1500美元的合理的购买对像应当是一部最新款的IPHONE。所以完全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央政府投入的巨大政治成本的收益对象毫无疑问地定位在香港的垄断资本家。当时也只有香港的垄断资本家有实力与当时的中央政府来谈管治条件。交易条件按合理的常规来推断。就是中央政府在资本管制上放松尺寸，香港资本家在政治上全方位地支持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

3.1.4 政治犹豫

有传言说有一官员曾经表态讲中央可以不在香港驻军。这一表态马上遭到邓小平先生的严厉斥责。这一传言透视出政治犹豫其实随处可见。
包括今年发生的俄乌战争。普金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其实就是一个现实版的政治犹豫的例子。以政治强人著称的普金，作出政治决断时也有犹豫不决的时候。

无论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中国人在一致性地向外展示集体力量的同时，一向强调内部协调，内部妥协，相互让步。换句白话讲，基于内部协调的原因，产生政治犹豫其实是很常见的。估计这就是当时在23条条文上产生政治犹豫的重大原因。

可能是相信巨大的政治成本能换来绝对的忠诚；也可能是过分地相信了香港重要人物的政治担当；结果是中国中央政府最终将安全立法的权力完全而且彻底地交给“香港本地人”。大陆政治人物的一时的政治犹豫，给外国力量介入中国的政治治理留下巨大的操作空间。这一政治犹豫导致了香港20多来的政治反叛与政治背叛。

3.1.5台湾问题

事实上已经处于内战中的敌对双方。估计应该不会重复在香港问题上出现的重大失误。但是如何处理“台湾人”这个政治标签，依然可能是一个复杂而且影响深远的问题。

3.2.历史因素的介入

回顾香港基本法23条引起的政治动荡，其根源也不能完全归责于当时中国政客的政治犹豫。历史因素的介入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有几个重大的历史因素介入了香港管治制度的建立。

2.1.  对资本的紧急需求。外部资本的注入，是中国当时最紧急的政治需求。而且结果也证明从香港注入的资本，对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2. 需要保持对欧美世界的交流接口。香港一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即使是在韩战期间，欧美世界也没有完全关闭与中国的交流渠道。香港就是中国与欧美世界交流的一个重要中介。中国中央政府不愿意过分地违背香港重要人物的政治需求。
2.3. 需要建立一个吸引台湾回归的政治体制。那个时代叶剑英和邓小平两个实权政治人物曾经系统性地给出了台湾统一的谈判方案。内容就是“什么都可以谈”。而且已经具体地指出了细节部分，包括台湾可以有独立的外交权力，完全独立掌握的军事力量，完全自主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完全自主的立法权力。城门立木，商君需要人们相信他的政治承诺。同理中国大陆也需要一个样本让台湾人看到大陆的政治承诺。这可能是香港基本法23条出台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

3.3.巨量政治成本的不可持续性

在香港的管治过程中，我们可以复习到很多件大事。至少包括：

3.1  田北辰在立法院的反复横跳；
3.2  建制派在重大投票关口时的反复协调；
3.3  支持建制派政治人物的各种措施；
3.4 泛民派的反复拉布与挑衅；
3.5  建制派立法会主席对泛民派的反复让步；
3.6  反对派的反复游行；
3.7   特区政府的反复伸手；要求中央政府帮助阻击索罗斯，当然是理所应当的要求。但是其它的奇奇怪怪的要求也实在太多了。比如要求开放大陆游客香港自由行。然后又要求限制大陆旅客的自由行。借用深圳特区河道整治后的河套地区等等。各种能上得了台面或者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逻辑。就是要求中央政府不停地支付政治成本。用要求这个词来描述这一过程其实算是一种客气的说法了。用逼迫这个词，或许更能更恰当地描述这一过程。
但是不停地投入巨量的政治成本，以安抚一个地方政权，从来都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翻查中国历史，至少我们可以学习以下的重大事件。比如周朝的持续分封，分封到天子都必须借住到诸侯的封地上了，还不能停止。春秋晋国时赵氏在因涉及到叛乱而灭族后，其它客卿逼迫国君恢复赵氏家族的贵族地位；齐国的田（陈）氏代姜；唐朝的节度使制度；东汉后期的州牧制等。这些都提示，中央政府持续地向地方政府投入巨量政治资源，是不可持续的行为。

3.4.中央政府的管治犹豫

复习诸多的重要关口，在管治香港的过程中，并非没有机会提前阻击港独力量的壮大。中央政府在早期可能认为香港的管治，总体上是可控的。尤其是前20年，中央政府的政策都是以安抚为主。看起来似乎是也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但事实上不停息的安抚政策，其实也是不可持续的。要在后期取得与前期相对应的安抚效果，必须不断地提高安抚的价码才能达到。中央政府的管治犹豫，培养了香港各方政治力量不停地向中央政府索取的习惯。

放任这一政策，多年后澳门会不会也会忘记中央政府的优惠？会不会进一步要糖？台湾更有一道地理屏障，是不是要支付更大的政治成本来安抚？

3.5.香港政治力量的背叛

多年来欧美的话语体系中，就是讲中国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在我读大 学的时候，收听敌台，开关语总是“这里是自由中国广播电台”“欢迎收听自由之声广播电台”之类的。等到我在加拿大生活了10多年之后，幡然发现，在中国才是真正的自由的国家，给予了普通百姓远远多于加拿大居民的自由度。但是在一部分拥有高等教育背景，并享受了这一自由红利“大V”口中，中国依然被他们定义为“专制，没有自由”。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政治背叛。

2020年以前的香港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政治上背叛了中央政府。

在对资本的管制上，中国对香港资本的约束，远远地少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资本管制。香港的资本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排名，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前列（欢迎投稿论述或反驳，或提供参考文献）。香港的基尼系数，也一直稳居前十，甚至于前五的位置。（附注1：指自由经济体或主要经济体中的排名，不计入非洲国家与被命名为军政府的国家；附注2：欢迎投稿详细解释或提供参考文献）。
用老百姓的白话解释基尼系数，就是钱都集中到富人手中了。集中度越高，基尼系数就越高，富人剥削穷人的程度就越高。
比较美国与加拿大，资本家的资本至少受到以下管制。强制性的工会管制约束，年度利润的复合税率；工人工资的退休金强制配比；薪金收入部分的复合税率；薪金支出时的强制消费税率；遗产继承税，脱籍税。事实上香港资本管制的自由度，多年来一直高于美国与加拿大的排名。结果是香港的基尼系数也多年来远远高于美国与加拿大（欢迎此方向的论文）。
大白话解释就是香港的钱都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了，集中度远远高于美国与加拿大的比例。
这些资本家的钱从那里来的，就是中央政府通过放弃对资本的约束而来的。中央政府当初建设香港的基本法时，释放出的政治成本，最终都成为香港垄断资本的利润收入。无论我们从“前因”方向追踪因果关系，还是从“后果”方向追踪因果关系，香港垄断资本家都应该对中央政府感激涕零。但事实却完全相反。香港资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香港独立研究的各种资助，以致于整个香港教育和教务系统的研究方向全面倒向独立方向。以致于20多年来几乎查不到一篇研究整合，研究统一的科研论文。也没有建立过任何一家支持统一与融合的研究机构或研究小组（欢迎此方向的统计学的论文）。
在中央政府要求政治人物对2019年的香港动乱事态表态时，还发生过类似于正式叛乱的宣言。一个香港垄断资本的代表，居然发表一篇“X台之瓜”的广告。换成老百姓大白话的意思就是：多年来我像一个小媳妇一样伏低做小，小心谨慎，委屈求全，才活到了今天。今天我能做什么呢。更直白地翻译一下就是，“他妈的，成天欺负老子，今天想要老子出头为你站台，门都没有”。
事实上这位资本家是一个小媳妇吗？是一只“X台之瓜”吗？从90年代以来，他长期投资于内地与香港。在支持了大陆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收获了大量的利润。多年来一直占据亚洲首富的位置。可以直接这样讲，他的财富一大部分来自中央政府支出的政治成本。多年来一直阻止中央要求降低香港房价，开放更多地源房源的建议。通过资本和地产垄断，不停地搜刮香港底层民众的利益。在激起民怨后，反倒说，这不关我事。想要我为中央政府站台这种事，想都不要想。
不想站台也行呀，完全用不着发“X台之瓜”这种类似于公开的叛乱文宣嘛。可见中央政府的政治与经济支持，不见得会获得回报。

3.6.香港整体性的政治能力低下

作为一个地区衡量智力水平和政治素质的常规指标，公务员系统和教育系统一向是受人重视的指标。但事实上香港公务员系统和教师系统一直表现为政治判断能力极度低下。多年来这些香港精英成员，一直看不到大陆在世界权力体系中的力量和权力的增长。多年来一直低智而且疯狂地投入完全负收益的香港独立的研究和行动。这完全类似于被惯坏的小孩或者乡村泼妇在大叫：“给不给糖？给不给糖？不给老子就踹你家大门了”。也怪不得我要写那篇语气过于激烈的文章（名字叫做：两个字形容香港人：贪，傻【】）了。

难以置信的是某一届香港特首，居然看不到港独危害。以各种借口推脱搪塞中央要求他压制港独的要求。事实上助长港独力量蔓延。

3.7.外国力量的深度卷入

外国力量借助香港平台干涉中国内政，拖累中国成长进度，是香港混乱的另一重大原因。香港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情报机构，英国情报机构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最大基地。各种政治力量借助各种平台，深度地介入到香港各个界面，各级层次的政治结构中。
在香港2019年的动乱中，各类资助大量涌入。外国力量公开地或半公开地接见培训反对中央政府的力量。在舆论上煽动反对中国中央政府。在外交上声称香港反叛力量为自由人权行动。而事实上这次动乱行动中，充满了街头放火，堵塞交通，点火烧人，重伤旁观者等行为。相对应的是在2021年1月6日，仅仅几百人冲入美国国会大厦，拍照，并带走部分财产，就被美国法律系统将其定义为刑事罪行，其中的部分参与人员已经被提起起诉。（不可靠消息指美国检方向部分参与人员求刑33年，欢迎此方向论文）。

3.8.台湾人的情绪性操作

2019年的混乱行动中，另外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就是台湾当局。不知道台湾当局的出发点在何处。个人认为还是一种反中国情绪的支配。近年来反中国大陆，反中国中央政府的情绪，广泛地在全台湾传播。但事实上这种情绪支配下的行为，很难为台湾岛上居民带来实际的正向收益。它的实际效果就是大陆普通民众讨厌台湾人，仇视台湾人，和轻视台湾人。从而给台湾带来更大的武统压力。

四：台湾人把一国两制“作”没有了。

我很喜欢大陆民众发明的新词“作”。不知道大陆以外的华语区理解这个词不。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做一些超出自己实际控制范围的事，伴随着夸张的表演效果以引人注目，最终导致自己的利益受损。有一个顺口溜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词。就是“NO 作 NO DIE, 你偏要TRY”。
台湾人的“作”，把一国两制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作”没有了。
听说没有了一国两制，估计全体台湾人都会欢呼这个结果。因为多年来台湾人一直反对，一直仇视一国两制这个词。但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失去一国两制，对他们的意义。

某一天，突然翻出来一个FACE BOOK的留言。留言于2019年10月9日，就是台湾双十节的前一日。我把我的一篇博客推荐给台湾一个著名的统派电台主持人。这篇博客名字叫做“如何争取到一国两制的可能性，现在是台湾要思考的现实”。

我在些文中的大意如下：
（1.一国两制合符台湾人的中期和长期利益；
（2.台湾人应当静下心来，理智地认识一国两制；
（3.一国两制的机会正在远离台湾，台湾人要做出努力来抓住它。而不是反对它，咒骂它。

唉，只能讲可惜了！耽误了3年时间之后，这一预言就突然间兑现了。台湾就正式地失去了（实质）一国两制的机会。

2022年8月10日，大陆正式宣布，台湾失去了一国两制。

4.1 大陆的新的对台政治框架

现在我们来读一下2022年8月10日的来自大陆的公告吧。
第四部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祖国统一。

4.1.1 重点直译：

1.叶剑英邓小平的承诺全部失效。（原文B段）
2.台湾不得拥有外交权力，所有外交许可必须完全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原文K段）
3.台湾不得拥有任何直辖的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必须完全收归中央政府所有。（原文J段）
4.台湾的行政官员必须拥护大陆管治。行政官员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和监督。（原文I段）
5. 特区要谈才有（原文H段）

6.赶快来谈，谈的内容就是不向台湾征税，台湾行政管治制度照旧，经济制度上支持。
7.爱谈不谈，反正要在老子任内解决这个问题。武统的结果与谈的结果肯定不一样。
8.别再玩花花肠子了，美国人敢来管，老子一样捶死它。

4.1.2 还保持着和平谈判的窗口

原文A部：“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最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选择。尽管几十年来遇到困难和阻力，但我们仍然坚持不懈地争取和平统一，这体现了我们对民族大义、同胞福祉与两岸和平的珍视和维护。”
翻译：为了民族大义，我们现在还保持着和平谈判的窗口。愿不愿谈，随便你们。

4.1.3 叶剑英邓小平作出的承诺已经失效。要重新谈。谈要以大陆民意为主。

原文B部：“我们主张，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祖国大陆的社会制度，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我们将继续团结台湾同胞，积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
翻译：现在谈，还有一国两制。但是必须明白这个两制必须服从于一国这个天花板下。必须直接接受中央政府的直辖管治。细节可以来详谈（直接意思 就是以前叶剑英邓小平作出的许诺已经没有了）。一切都要重新谈，可以适当照顾台湾人的感情，但必须服从于大陆民众的民意。（重点：以大陆民意为主导。）

4.1.4 台湾的一国两制，不能超出给香港与澳门的优惠范围

原文C段：“一个时期内，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审时度势，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
翻译：别忘了你在香港搞鬼的事情。现在的一国两制已经是以我大陆为主了。台湾的一国两制，不能超出给香港与澳门的优惠范围。

4.1.5 维持现状不灵了

原文D段：“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必须面对大陆和台湾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这一基本问题。“一国两制”正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最具包容性的方案。这是一个和平的方案、民主的方案、善意的方案、共赢的方案。两岸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国两制”将被广大台湾同胞重新认识；在两岸同胞共同致力实现和平统一的过程中，“两制”台湾方案的空间和内涵将得到充分展现。”
翻译： 玩完全自治，实际独立，已经不行了。现在是两岸同胞在共同推进统一（白话：老子现在要来真的了，不跟你费话）。

4.1.6 统一要在习的任期内完成

原文E段：“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是影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两岸协商谈判可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方式可灵活多样。我们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解决两岸政治分歧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我们也愿意继续推动由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的代表性人士开展民主协商，共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的大计。”
翻译：赶快找人来谈，反正这个统一问题一定要在老子的任期内完成。

4.1.7 不允许美国干涉

原文F段：“当前，美国一些势力图谋“以台制华”，处心积虑打“台湾牌”，刺激“台独”分裂势力冒险挑衅，不仅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妨碍中国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也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导致台海形势紧张持续升级，给中美关系造成颠复性的巨大风险，并严重损害美国自身利益。美国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停止说一套做一套，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翻译：美国人玩不动了。他再玩，老子就会捶它。

4.1.8 中央不征税

原文 G段：“台湾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多为老百姓做实事、办好事、解难事。”。
翻译：现在谈，中央不向台湾征税。

4.1.9 要谈才有特区

原文H段：“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
翻译：可以！！！！

4.1.10 台湾高官受中央政府管治与监督

原文I段：“所有拥护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台湾同胞将在台湾真正当家作主，参与祖国建设，尽享发展红利。”
翻译：台湾的管治官员必须拥护大陆管治，并接受中央政府的管治与监督。

4.1.11 没有统兵权

原文J段：“两岸同胞共同探索实施“两制”台湾方案，共同发展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确保台湾长治久安。”
翻译：两制方案必须符合大陆中央政府的基调。确保台湾不致再次发生反叛。
白话：没有统兵权

4.1.12 没有外交权力

原文K段：“统一后，有关国家可以继续同台湾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经中国中央政府批准，外国可以在台湾设立领事机构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机构，国际组织和机构可以在台湾设立办事机构，有关国际公约可以在台湾适用，有关国际会议可以在台湾举办。”
翻译：台湾不得拥有与香港相等的外交特权。所有的外交许可和外交权力，必须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的管治之下。

4.2 个人评判：

4.2.1 永失一国两制

台湾已经失去了实质性的一国两制的机会了。现在抓，也只能抓住一个小尾巴了。就是这个小尾巴，恐怕台湾也是抓不住的。

在张亚中竞选台湾国民党主席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就算张亚中赢了，也当不了大英雄”。当时的结论是基于以下判断：

（1.台湾已经没有任何政治人物，能得到台湾民众的授权与大陆谈一国两制了。
（2.除了一国两制，大陆不会和台湾人谈任何其它方案。
（3.大陆现在已经不会和得不到授权的政治人物浪费时间了。就算蓝营人物，没有得到民意授权，大陆也不会事先作出任何许诺。

4.2.2 宿命

（1.  台湾有2300万人，难道没有人看到台湾最终会被统一的结果？
（2.  明明是应该去追求的利益，偏偏要去玩“我不要，我不要”的游戏！为什么？
（3.   2019年有人催促台湾人赶紧去追求一国两制[]。这种声音为什么传不进去？为什么被公认为最强硬的蓝营名嘴也不敢接这个话题？
（4. 大陆白皮书[]公布一年了。写得明明白白。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分析它解读它？把头埋进沙子里，事实就不存在了？

五：大陆人仇视一国两制。

• 曾经大陆人一边倒地反对武统。曾经大陆人一边倒地拥抱“宝岛”和宝岛人。
• 现在问及大陆人对一国两制的印象，结论是一边倒的。就是：仇视，讨厌，疏远，反对。
• 现在对台湾人的印象就是反感，讨厌，卖国贼，一国两智，绿蛙。

恐怕我是少有的对台湾人一直保持冷静态度的大陆人吧。从来没有热情拥抱过，也从没有激烈地反对过他们。可能是我是很早地就看到了台湾的命运的人吧。很可惜台湾一定会走上一条路，无可逃避。这是我把这一部分命名为“台湾的宿命”的原因。

5.1 曾经的大陆人拥有单向性的宝岛热情

曾几何时，大陆民众一边倒地热情地拥抱一国两制。

大陆人也曾经一边倒地爱台湾人。一边倒地称台湾为宝岛。一边倒地讲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当年我结婚登记，特地选在10月11日。就是因为大陆人的国庆在10月1日，台湾人的国庆在10月10日。从中可见大陆人对台湾人的期待。

2009年以前，大陆人普遍地热情拥抱台湾。只要沾上台湾这两个字的任何物件，任何人物，在大陆都享受VIP待遇。

5.2 台湾人的自视清高

相对于大陆人对台湾人的热情，台湾人一直把大陆人的脸踩在地上摩擦。反复的操弄反中，反大陆，反大陆人。最终激起大际民众的讨厌与仇视。
早在1995年，北京还是坐公交巴士出行的时代。多次在同一路公交巴士上遇到一名台商。那个时候，台商一词有着耀眼的光环。但这个人很有素质，不卑不亢的。我们也可以随和地交谈。但是不能提统一。远远的试探这个话题都不行。一碰到这话题，脸马上就冷下来。我从此就知道尽管大陆给了他们耀眼的光环和荣誉，也让他们在大陆放心地发财，但要想他们臣服你，门都没有。因为他们比大陆人有钱。
普通内陆民众，也没有能近距离接触闽南人接触到台湾人的机会。他们只能从大众传媒上看到台湾人讲的一系列完全低智商，完全脱离轨道的话。比如，“大陆没有厕所”，“大陆人上厕所不关门”，“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大陆人吃不起榨菜”，“大陆人靠抓田鼠来补充蛋白质”，“大陆人搞坏台湾环境”，“大陆人穷”，“大陆人排队看别人吃方便面”。这些事例数不胜数，搞得大陆人一方面认为台湾人实在太讨厌了。另一方面认为台湾人实在是智商为负。

• 闽南人的性格与台湾人有相似性吗？
• 后来在泉州工作，被不认识的闽南人讲去吃普渡。去看他们不同的村抬不同的神。看角头大佬们请的神供一村的人来拜。看住院的老乡把手机摆一长排在病床边。（那时手机就是身份高的象征，每个探视者都把手机摆在病床旁边，手机越多，彰显这个病人身份越高）。住院一定要请客，一定要送红包。不接受就是看不起。也逐渐看到闽南人的抱团。抱团到团体成员被无原则性地庇护–唯一的原则就是你是小圈子里的成员。也看到骨子里的西瓜偎大边的投靠心态。信服拳头大声音大的等级制度；先认人熟与不熟，然后才会认道理的宗派服从，盲从心理。估计台湾人的守的内心，应该与闽南人大同小异吧。
• 然而细究起来，这些也都不算是有错吧。因为内陆的民众，或多或少地都抱有相近相似的行为或者心理。记得1970年代时，贵州人之间的相处规范，也差不多同样吧。某一人远赴一个新地方，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先去认一下各个亲戚家的门头。然后去生产队长家去打一个招呼，介绍一下相互认识。女儿嫁出去后，在夫家那边受了欺凌，娘家人这一家族的人就会组团去“讲道理”。其实就是讲拳头，讲声音。那一边的势力弱一些，那一边就先服软。这些与今天的闽南人处事的方式是多么的相似。只是贵州四川那边，宗法宗派的文化在现代城市小市民文化的冲击下，已经迅速地消失而已。而闽南人这边，还有很多的保留吧。
  换句话讲起来，闽南人的文化心理，处事规范，与贵州四川人，其实并没有质的不同。
• 但是为什么台湾人与内地人，相互间越走越远，甚至相互讨厌相互仇视起来了呢？封闭自大，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吧。

5.3 大陆人对台湾人的鄙视

“一国两智”这个词，不知道流行进台湾没有？这个词已经在大陆网上生存了20多年了。这种非正规的词（大陆人叫“梗”），其实最能代表大陆人的普通认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个国家有两组智商相差很远的人群”。直指台湾人普遍性地低智商，低情商，讨人厌。
大陆还有另一个专用于形容台湾人的词叫“绿蛙”。这个蛙，就是指坐井观天的那个蛙。绿字，认定台湾人普遍性地绿，普遍性地排斥大陆。这个词充分体现了普通大陆人对台湾人的政治倾向定位，社会地位认定，和对台湾人的情感定位。所以今天，即使是大陆中央政府想把一国两制给台湾，恐怕整体大陆人会反对。大陆人也是讲社会等级的，今天大陆人已经把台湾人归类到智商低，情商低，社会等级低的那一类人里了。他们怎么能心甘情愿地给台湾人高人一等的社会待遇呢。大陆14亿人，台湾2300万人，中央政府无论如何也不愿抱得罪大陆人的风险来讨好台湾人吧！！

或许有台湾人说我没有站在台湾人的立场看问题。我能怎么说？拳头大声音大，是不是台湾人的原则？今天是台湾人拳头大还是大陆人拳头大？是大陆人拳头大还是美国人拳头大？唉！如果你们还是继续认为是美国人拳头大，那真的是你们自己的事了。等那一天大陆人的拳头砸在身上了，又来搞228那一类表演，那就真的太没有意义了。

5.4 “一国两制”在大陆的负面意义

或许台湾人今天还心念念地以为大陆人硬要把一国两制塞给台湾人吧！其实大陆只是从来没有在大众媒体上公开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今天大陆人普遍地讨厌和反对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在今天大陆人的认知里至少有以下负向的标签：

(1. 租界历史与历史屈辱记忆；
(2. 不平等国民待遇；
(3. 现实屈辱感受；
(4. 不平等经济分配方案；
(5. 支持卖国行为；

这些负向标签会导致或者肯定会导致大陆人反对给予台湾人特别待遇。这也是现在大陆民意强烈要求武统而不是和统的一个重大原因。这也是将来发生武统的强大民意基础。

六：一国两制从历史角度增加国家的管治成本。

从政治，历史，和哲学的角度看，一国两制至少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1.阻碍陆岛双方的民间情感整合过程；
(2.阻碍陆岛双方的生活方式融合过程；
(3.阻碍民族身份融合过程；
(4.增加国家管治政治成本；
(5.增加国家管治经济成本；
(6.长久埋下下一次分离风险。

6.1. 阻碍陆岛双方的民间情感整合过程；

6.1.1 “赋权化的身份隔离”导致民间情感与政治情感疏离

• 从香港这个政治样板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国两制将大陆人与香港人区分为不同次身份。并且用法律框架强化了这种次身份。
• 香港人与广东人，他们的历史轨迹与生活记忆，基本没有差异。英治100年中，香港人没有丢失他们的中国人和广东人身份。民国年间，广东与香港常规性地进行省港杯足球比赛。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不论是亲台湾还是亲大陆，香港人均守持他们的中国人身份认识。
• 但是事实是一国两制之后，他们的思维差异与行为差异迅速扩大。以前香港人会默认自己是广东人。现在香港人大部分不认为自己是广东人，甚至一小部分还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 融合现存的港粤差异和港陆差异，可能会在将来耗掉我们巨大的社会管理成本。甚至可能需要借助超常规的手段。
• 香港人与大陆人是举行过甜蜜婚礼的双方，现在也闹到这般境地了。更何况台湾与大陆现在就已经积累了这么深的相互的敌意。再用一国两制的框架来区隔他们的身份，只恐怕民间的仇视与讨厌会方差级别地迅速上升。甚至民间自行地发生内战的可能性也会难以避免。
• 可能有反对意见认为可以通过行政监督与控制来减小这种机会。但事实是只要有隔离，就会有抓手。只要有隘口，就会有通道。像某一任香港特首，任前与上任初期，各方面表现优秀。后来就各种操作支持港独。

6.1.2 事实上的身份隔离也导致民间情感疏离与政治疏离

• 不仅是有形的身份隔离会增加融合成本，无形但事实存在的身份隔离也会增加民间情感疏离与政治疏离。典型的事例可以透过国内管治经验来透视。
• 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有某边区省人在内地各省卖传统刀具。行为举止都很温和。那时大陆甚至几乎没有派出所（体制存在，人员极少）。国家管理主要通过工商所来进行的。换句话讲几乎没有国家强制力来管理市场。但是这些人几乎没有在内陆闹过事。
• 后来有一段时间强调民族团结。结果是这个省区人在内陆广泛地闹事，没人敢管。那时已经广泛性地有了公安力量和派出所了。也就是讲有了国家强制力量在管理市场了，也强调民族团结了。结果是那一区的人到处闹事。而且还有的事影响很大很广泛。结果不是民族更团结了，而是更分离了。
• 现在演变的结果是，不仅仅是这一区的人闹事，边上本来是汉族为主的一个省区的人，也搭上这一班车，在内陆广泛地闹事了。
• 可见单纯地给予特殊待遇，强调身份差异，绝对不是民族融合的长远之路。汉武安置匈奴，明朝改土归流，或许都是值得借鉴的案例。

6.2. 阻碍陆岛双方的生活方式融合过程；

• 曾经有个惠安年青人，是一个生活法则与我差异很大的人。他要结婚了，闽南人的面子大过天。单位没人去出席，那是不得了的大事。可是全科室，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去。本科室都没有人去，其它科室的人自然不会出头来担这件事。从院方开始压下来，要求至少要派一个代表去。科主任只好来求我了。我不能让主任为难，就去了。此后，我也不会介入这个年青人的事件。但如果某些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也会低下头，也不看人，轻轻地咳嗽两下，他就会很快找台阶把这事结束了。可见，尽管有非常大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而且他比我握有更大的社会能量，在互相接触的过程中，他也会适量地向我的方式靠拢。从而相互靠近。但如果我从来没有介入过他的环境，不单我咳嗽两下没用，就算我站起来指责他，也可能毫无用处。共同地交流，不要人为地增加隔离，是互相间了解生活方式，互相靠近的好途径。
• 如果更多地增加台湾人的特殊性，台湾人不可能更好地理解内陆人，内陆人也缺少深入了解台湾人的机会。

6.3. 阻碍民族身份融合过程；

• 一些60年代70年代的研究文献提示至少在那个年代，至少在那时的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几乎没有乌克兰人否认自己是俄罗斯人或者是俄罗斯人的一部分。甚至在2013年的政变之前，乌克兰人也没有典型的乌克兰人的身份意识。
• 在今天，乌克兰人终于成为了乌克兰人。而且是俄罗斯人的敌人。这就是身份隔离的后果。
• 从历史角度来比较，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的身份差别，甚至不如贵州人与广西人的差别大。我觉得用这一组例子来比较真的比较有趣。
  贵州人普遍讲四川话。广西的一部分讲官话，也是四川话。另一部分人讲广东话。乌克兰人的大部分人讲俄罗斯语，小部分人讲乌克兰语。乌克兰语与俄罗斯语非常接近。他们的差异远远小于四川话与广东话的差距。语言差异小的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今天终于成为敌人了。境内讲俄罗斯语的人与讲乌克兰语的人在互相厮杀。语言差异更大的贵州人和广西人互相间相处得很好。广西省内讲四川话的人和讲广东话的人相处得也很好。
• 一国两制之前，香港人也没有明确的香港人的概念。从民国时期踢省港杯，到广东人大规模偷渡香港时。香港人都默认自己是广东人。曾经有足球比赛叫省港杯。注意那个词，叫省港杯。不叫城港杯，不叫粤港杯。不叫双城杯，不叫兄弟杯，不叫姊妹杯。不含任何有平等意义的名词。叫省港杯。广东是香港人的省。
• 现在不一样了。多出来一个香港人的身份了。这个香港人，不同于我们讲的我是四川人，我是贵州人，我是广西人那样的标签。他是另一个人了。是另一个有政治意义的标签。要消灭掉这个词上附着的特定的意思，可能要花几代人的努力。
• 没有必要再制造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台湾人的标签了。台湾人的主体就是闽南人。台语就是闽南语。台湾人的妈祖就是闽南的那个妈祖。我们要做是让他们知道这一事实，而不是让他们继续否认这一事实。宜迅速地把“台湾人”这个标签修正为像“福建人”，“闽南人”，“四川人”，“广东人”，“贵州人”一样的标签。不宜再制造出一个“另一个香港人”那样的标签出来。

6.4. 增加国家管治政治成本；

6.4.1 损害集权能力和民心凝聚力

• 在前20年，香港特首来大陆，与大陆首长是按环形位置坐的。
• 香港人一向就讲两制。23条立法你中央政府也拿我没有办法。
• 某一届港区特首居然自已就出面给别一国家的元首表态对某一特定事件的关切。
• 香港人澳门人至今还理所当然地接受各种分类法里将他们列为特殊的地区。
• 外交领域内，事实上地各个领域给台港澳以联邦成分的地位。中央政府事实上对港澳给予治外法权。
• 从历史角度讲这个现实一定损害中央政府集权能力。也损害基层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不义自毙，曲沃代翼，赵氏复辟，四家分晋，田（陈）氏代姜，都起源于弱小的地方力量，逐步收集民间支持来侵蚀中央权威。

6.4.2. 没有外交权的特别行政权，也易于被偷渡到外交领域

• 具有特殊地位的特区首长，必定拥有比较特别的行政处置权力。这部分权力很容易被偷渡到外交领域。
• 为了防止和阻止特别行政权向外交领域偷渡，必须设定更多的机构或者机制来限制或者克制这种风险。每一个额外的系统都需要支付额外的政治运行成本。每一个额外的政治机构又会带来额外的附加的政治风险。再需要另一个机制来监督这一机制的运行。从而支付越来越多的政治成本。结构层次越多，纵向传递力量的衰减与消耗越大。这不单单是物理定律，也是政治定律。

6.5.  增加国家管治经济成本

复习中国历史，无一例外的特殊运行机构都最终给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经济成本。节度使制度，迅速地使中央政府失去税收能力。州牧制度，也使中央政府失去财政能力。崇佛，使中央政府失去大量收缴税收的能力。这些缺陷的由来，均是因为他们在初期有利于中央政府实行某一重大政策重大举措。早期他们都有着充分的存在理由，有充分的价值。事实上他们也为中央政府达到某一个政治目的立下过巨大的功劳。
就讲香港的例子。香港特区制度当然有历史因素。特区制度也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劳。但是有没有进一步的政治风险？有没有持续的经济失血风险？还有要作长远的观察。

6.6.  埋下下一次分离风险。

6.6.1  身份区别埋下俄罗斯政治失败的种子

• 罗斯目前的风险不单单在乌克兰方向上。非常大的机率还将发生在白俄罗斯方向和哈萨克斯坦方向上。哈萨克斯坦方面先不讲。至少白俄罗斯方向就是一个由于身份区别埋下政治地雷的典型例子。
• 往乌克兰方向追究历史，还能找到曾经有过“乌克兰”这一个标签的短暂历史。在白俄罗斯方面，历史学家在怎么计算“白俄罗斯”的历史这一问题上，目前都无法形成统一认识。在我个人的感受中，哥萨克这个历史标签，也远比‘白俄罗斯”这个标签要明确得多。（我要被骂死的）。
• 现在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还处于政治一致性中。但已经有白俄罗斯人在强调一个概念了。这就是“我们白俄罗斯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不要讲我与俄罗斯有关系”。“老子就是白俄罗斯人”。中国人请不要叫我们“白俄罗斯人”，我们是“白罗斯人”。我们是比“俄罗斯人”更纯正的更正宗的东斯拉夫人。

6.6.2  短线的政治收益种下长线亏损的种子

• 当时的叶利钦，为了摆脱没有钱，养不起人的困境，把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家出去。政治风险不仅仅在现在的乌克兰-俄罗斯关系中，更大的政治风险隐藏在50年到100年的时间段内。
• 现在乌克兰人已经成从亲兄弟（至少是堂兄弟）变成敌人了。50年到100年之内（可能更短的时间）白俄罗斯人成为俄罗斯人的敌人的概率超过一半。

6.6.3 “台湾人”的内涵

• 现在的“台湾人”这个名词，不管大陆人承认或不承认，在政治学上，它已经是“中国人”这个名词的敌人了。但在法律层面，它尚未得到“赋权”。因此易容易弱化，淡化，再而消失。阻止对这一标签“赋权”，应当作为大陆中央政府的头等大事。
• 今天如果我们一直地强调增城人不同于广州人，惠安人不同于泉州人。他们就会逐步地自诩“老子就是不同”。慢慢地这种心理就会被政治人物利用。现在台湾人的标签被广泛利用于政治领域，就是这一道理。“咦，为什么大陆人也讲台湾话呢”？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是闽南人。他们不知道他们讲的话就是闽南话。他们现在一直在塑造一个新身份。这个新身份就是“台湾人”。这个“台湾人”的新身份，就是他们下一次反叛大陆的政治基础。（欢迎此方向的论文）

小结：

2019年10月9日曾有人预测，一国两制正在远离台湾。期望台湾人自己出来争取这一实质上有利于台湾的政治待遇。这一悲观预测在3年后兑现。2022年8月10日，大陆方面划下框架，台湾没有了事实上的一国两制待遇。具体的构架是：台湾没有外交权；台湾没有统兵权；台湾行政高官必须拥护大陆，并且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监管。但还有一个壳。这个壳就是行政方案和经济体制以及征税。现在争取这个壳，还有3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