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武統方案(9.3)：台灣之宿命（永失一国两制）

 

摘要：

2019年10月9日，一個重要的日子。有人提醒台灣方面，一國兩制正在遠離台灣。期望他們自己出來爭取而不是反對它。2022年8月10日，一個更重要的日子。大陸方面正式宣告，沒有了事實上的一國兩制。指明：1葉劍英鄧小平的承諾全部失效；2台灣沒有外交權；3台灣沒有統兵權；4台灣高官必須擁護中央政府並直接被中央監管。現在還有一個殼可以談。這個殼就是民生方面的徵稅問題，行政方案，和經濟體制。這個白皮書沒有提到具體時間限制。但指明了一定是在本屆大陸領導人任期內。一般推測最後日期在2026年4月到9月。如果為真，那麼還留有3年的和談窗口。

 

一：台灣已經失去一國兩制

忘記了具體時間，但一定是在2019年10月之前，曾在一個網站寫下一篇文章。主要的意思 就是：當前最合符台灣人利益的事情不是反對一國兩制，而是盡最大可能爭取一國兩制。而且我也把這一份文案轉發給了一個台灣的名嘴。
但事實時，即使是台灣最激進的統派名嘴，也不敢接這個話題。也不敢講爭取一國兩制的話題。這就最終引出了我的結論–台灣已經失去了一國兩制的可能。
一國兩制在台灣沒有空間是大家熟知的事實，是不是它在大陸就有空間？
現在我可以肯定地向大家匯報這個問題的答案：沒有。台灣方，美國方，和香港方共同把「一國兩制在台灣」玩沒有了。

台灣的一國兩制可能性已經沒有了的原因，具體可以細分為以下：
1.留下外國力量干涉中國問題的空間。
2.香港樣板留下負向的效果。
3.台灣人「作」。
4.大陸人恨。
5.從歷史角度增加國家的管治成本。

二：一國兩制樣板的致命缺限

–留下外國力量干涉國內問題的空間。

1. 歷經甜蜜婚禮後終成怨偶。

香港回歸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少有的擁有極其良好的政治條件下的重大政治行為。在當時的歷史機遇之下，幾乎完美地達成了中國中央政府期望達到的所有重大政治目標。
但是就算如此良好的條件下建立的政治結構模型，卻也留下了當時難以預料的致命缺陷。留下了外國力量干涉國內問題的空間。
事實，過程，結果歷歷在目。不用更多地論述這一結論。

2.  亡羊補牢式的反思。

2.1. 限制特區政府的外交權利能不能堵上缺口？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個缺陷源於當時給香港特區政府的部分外交特權。以後可以在台灣特區架構下堵上這個缺口。我的看法是不能。
通過內政架構可以很容易在桌面下搭建外交接口。如果給予了內政特權，那麼批准NGO落地算不算行政權力？批准文化窗口落地算不算行政權力？批准文化交流算不算行政權力？這一類行政權力之下，只要沒有足夠的監督，實質上地搭建外交接口是非常容易的。如果已經確立了特區政府的行政特權，要設計什麼樣的機制來克制行政權下的外交偷腥行為？建立這種機制的政治成本有多大？會不會又在此基礎上增加額外的政治風險？都需要仔細考慮。

2.2. 仔細地挑選特區領導人能不能堵上這個缺口？

或許有人覺得如果中央政府在挑選特區領導人時，謹小慎為一些，考慮更全面一些就可以避免出現這種局面。比如澳門就順利地完成了安全條款的立法。我對通過挑選特區領導人來堵上外交接口漏洞的看法依然是否定的。

2.2.1 董先生之例子。不論以當時的情況衡量，還是在20多年後的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香港首屆特首董先生，都是極其優秀的人選。就算這樣優秀的人選，當時盡力也沒有辦法完成安全立法。可見以個人之力來修正系統性的缺陷，是難以實現的。
2.2.2何先生之例子。澳門的安全條款立法順利完成，不能成為系統性的常規性的範例。澳門的政治力量與經濟力量與過去的任何時期的大陸中央政府都保持着巨大「極差」。中央政府無論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作出微小修正，都對澳門特區形成巨大的影響力。在中央政府扶持下的澳門，經濟力量已經迅速增長。但是經濟力量快速增長以後的澳門，對中央政府的政治依附力是正向的還是負向的，還需要從長遠的角度來認識。財政與經濟政策支持澳門的中遠期效應還沒有正式成型。

2.3. 更多的政治傾斜和更多的經濟支持能堵上外交的安全缺口。

抱這種想法的人，基本上可以斷定他就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專業人員。

2.3.1. 租借橫琴校區的政治效應至今都仍是正面的。但長遠的角度如何衡量，還在未定之數。
2.3.2.保持澳門的賭場經濟，對中央政府的影響與對大陸整體經濟的影響都還在進一步評估之中。
2.3.3.將來澳門的政治依附力如何保持，依然要作長遠評估。
2.3.4.在98年中央政府支持下阻擊索羅斯的攻擊。在整個東南亞全面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保持了香港的財富。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放在任何一個經濟場景和歷史場景之下，都是極其重大的。如此巨大的支持，並沒有換到香港某一任特首的回報。相反地在其任期內放任（支持）港獨勢力迅速壯大。
2.3.5.中國對香港的支持，絕大部分都轉化成為香港壟斷資本的利潤。這些壟斷資本的代表，在大陸與香港得風得雨。其根本就是中央政府支出的政治成本與經濟成本。可是在香港動亂時期，香港壟斷資本實質上是背叛了中央政府的。還居然出來講什麼「X台之瓜」的鬼話。換成老百姓的白話就是「我就是一個小媳婦而已，成天裝孫子，謹言慎行，小心翼翼，才能活到今天。我那裡有什麼能力來報答你呢？」。更直白的翻譯就是「成天欺負我，今天想讓老子給你站台，門都沒有」。
2.3.6. 從95年接觸台商起，深入了解台灣人「賺錢可以，別想我認你做老大」的對大陸排斥心理。西瓜偎大邊。越有錢，越自大。早在2008年馬英九當選時，我就據此作出與大眾認知相反的預測。我認為在馬英九的治理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只會變得更壞而不會是更好。因為大陸為了「靖綏」，一定會大力支持台灣經濟發展。而台灣經濟發展的後果只有一個。那就是台灣人要做大陸人的老大。而不是台灣人會認大陸人為老大。在今後的將來的一個較長時期里，台灣人的這種骨子裡的認知，是不會輕易改變的。以經濟和政治成本投入換取政治依附的想法，在台灣是行不通的。
台灣人信奉「權力極差」。「西瓜偎大邊」，「拳頭大聲音大」，至今依然是台灣人的口頭語。在台灣人沒有認識到他們與大陸存在巨大「權力極差」之前，他們不會從內心依附大陸。向台灣大規模地投入政治成本與經濟成本，只會縮小、削弱、負作用於頂級權力（中央政府）與次級權力（台灣省政府）之間的「權力極差」。從而造成權力結構體系的不穩定。
（附：「權力極差」這個詞可以被定義為權力等級之間的綜合力量的差距，被定義為維持一個權力體系的穩定的重要基礎。（詳情請跟蹤「國家戰爭強度」、「帝國的興亡周期」）

 

3. 前瞻式的反思–需要不需要建立一個與西式體制接洽契合的接口？

所謂接口，就是一個通道。你想出得去，就得允許別人進得來。個人的感覺（非系統性的思考）是沒有必要建立一個接洽西式體制的接口。理由如下。

3.1   中國幾千年來建立了不少隘口。建立隘口的一個根本立足點，就是有利於己方的防守。就是為了以最小成本支出實現最大防守功能。所以即使是要建立一個接口，建在那裡最有利，需要進一步深入討論。尤其不宜建在海權特徵明顯，陸權覆蓋不易（成本高）的地區。
3.2. 近來的實證證明，分權體制之下，只能選舉出低於平均智商水平的業餘性質的國家管理者。這些人的作用就是削弱國家實力。香港政客和台灣政客這些年的表演，無一不證明這一事實。當然像Trump，莫迪，普亭，默克爾大媽，埃爾多安這類強人也有，但是比例極小。
3.3. 歐洲政客普遍性地支持一場分裂和削弱歐洲自身的戰爭，從政治角度，從歷史角度，從哲學角度都是荒謬的。可見選舉體制在西歐地區的普遍性失敗。
3.4. 加拿大全境和美國一些州已經將大麻合化法。而且更多的美國州正在努力這樣做。另一事實是美國和加拿大已經在實操層面將硬毒品除罪化。為了贏得選票，美國和加拿大的多個州正在推動在法律層面上使「硬毒品」（可卡因）除罪化。證明分權體制之下，無法建立强大的穩定體制的「力量極差」。政府不得不向沒有政治能力的選民力量靠攏。
3.5. 多年來美系話語體系一直宣傳軍政府和中央集權政府是產生腐敗的基礎和根源。但近年來不斷發掘出來的資料（包括審判記錄等硬記錄）揭示。民選政府的腐敗大都以百億美元為單位進行。而且基本上沒有具體人員最終承擔罪責。（歡迎提供，關於安大略省密西加沙電廠遷移案的各種細節。歡迎提供某一總部在香港的資本集團在密西加沙的龐大地產計值1加元的案例的詳細細節。歡迎提供，前安大略政治強人麥迪堅突然辭職的背景資料）

三：一國兩制在香港留下負向的效果。

香港的一國兩制，曾經被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建設過程中的傑出成果。香港特區的特殊體制的建立，有歷史的特殊性和必要性。甚至於也可以講有歷史的必然性。從整體上必須要對這一政治體制給以高度的正向的評價。
但是當時的一點政治猶豫，就給香港的政治穩定留下了巨大空洞。同時也對香港與大陸的融合過程增加了巨量的政治成本。
香港與大陸從1997年的蜜月起到2020怨偶爭吵，期間只有短短20來年。導致這一負向結果的原因大致可以總結為以下。

1. 1. 建立體制時的政治猶豫；
   2. 歷史因素的介入;
   3. 巨量政治成本的不可持續性；
   4. 中央政府的管治猶豫；
   5. 香港政治力量的背叛；
   6. 香港整體性的政治能力低下；
   7. 外國力量的深度捲入；
   8. 台灣人的情緒性操作

1.建立體制時的政治猶豫；

少量已經披露過的史料介紹過中方與英方的部分談判細節。但是從政治學實操的角度去推測當時的談判過程，應當少不了另一組工作。就是中方核心與「港方核心人士」的「諮詢過程」。這一諮詢過程一定涉及到政權交接後的香港的管理體制的基本架構。

1.1. 這一背景僅是我個人以「直覺」為基礎推測出來的。無法證實有無「港方核心人士」介入談判過程的事實。更無法證實有無這一「諮詢過程」的事實。
1.2.我們可以試着以中國人的傳統行為模式來推測一個複雜的（談判）過程。在中國人的傳統行為模式中，建立一個對外的談判框架是容易的。內部的協調過程往往比建立對外框架的過程更難更複雜。
1.3. 為什麼在制定香港基本法時，把構建23條的工作劃歸香港本地人來做？而且允許將這一工作放在「適當的時候」來做？
這一問題已經折磨我近20年了。這是我一直在反覆思考的問題。

1.3.1 在香港基本法中，23條涉及3個要點。第一點是香港基本法含有安全法的部分。第二點是安全法的立法交由香港本地人來做。第三點是安全法的立法可以放在適當的時候來做。
1.3.2 第一點指明了中央政府的權力。中央政府已經擁有了權力在香港基本法中放入安全法的部分。這一權力一定是來自與英國政府的談判過程。即來自一個與外方談判的過程。對中央政府來講，這一過程並不會太艱難，因為當時的中國中央政府相比英國政府，擁有全方位的優勢。
1.3.3 中央政府將安全立法的權力下放給香港本地人。重點是全面性地下放了這個權力。香港人不僅被授權對安全法的細節進行立法。而且香港人還被授權自行決定立法的時機。這是一個極其巨大的政治成本的投入。
1.3.4 這一巨大政治成本的收益方是誰？我以直覺來推斷這一收益方只有一個對像。就是香港的壟斷資本。
或許你認為受益方應當是香港的普通大眾。把權力下放給香港民眾，讓他們參與到香港的管治過程中。當然如果你是一個競選人，你這樣講當然是你的權力。但是事實是普通民眾難以擁有參與具體管理國家的專業能力。同樣業餘政客也難以擁有。以香港普通民眾這20年來與中央政府的互動過程來看，香港普通民眾（甚至香港精英）的政治能力遠遠不能滿足他們參與政治的意願。
複習當時中國大陸的政客與英國政客的談判過程，可以清楚在看到大陸政客的綜合政治能力是完全可以比肩英國的專業政客的。他們不可能不知道這個23條所包含的巨大的政治成本。他們不可能將這一巨大政治成本投向不定向的人群。
你不會投入1500美元去買2磅香焦。1500美元的合理的購買對像應當是一部最新款的IPHONE。所以完全可以合理地推斷，中央政府投入的巨大政治成本的收益對象毫無疑問地定位在香港的壟斷資本家。當時也只有香港的壟斷資本家有實力與當時的中央政府來談管治條件。交易條件按合理的常規來推斷。就是中央政府在資本管制上放鬆尺寸，香港資本家在政治上全方位地支持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

1.4 政治猶豫。曾經有傳言說有一政客曾經表態講中央可以不在香港駐軍。這一表態馬上遭到鄧小平先生的嚴厲斥責。通過這一傳言我們可以看到，政治猶豫其實隨處可見。包括今天複習俄烏戰爭。普金髮動的「特別軍事行動」的第一階段，其實就是一個現實版的政治猶豫的例子。以政治強人著稱的普金，作出政治決斷時也有猶豫不決的時候。

無論歷史角度還是現實角度，中國人在一致性地向外展示集體力量的同時，一向強調內部協調，內部妥協，相互讓步。換句白話講，基於內部協調的原因，產生政治猶豫其實是很常見的。估計就是當時在23條條文上產生政治猶豫的重大原因。

可能是相信巨大的政治成本能換來絕對的忠誠；也可能是過分地相信了香港重要人物的政治擔當；結果是中國中央政府最終將安全立法的權力完全而且徹底地交給「香港本地人」。大陸政治人物的一時的政治猶豫，給外國力量介入中國的政治治理留下巨大的操作空間。這一政治猶豫導致了20多來的政治反叛與政治背叛。

台湾问题，事实上已经处于内战中的敌对双方。估计应该不会重复在香港问题上出现的重大失误。

2.歷史因素的介入；

回顧香港基本法23條引起的政治動盪，其根源也不能完全歸責於當時中國政客的政治猶豫。歷史因素的介入是不可迴避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時有幾個重大的歷史因素介入了香港管治制度的建立。

2.1.  對資本的緊急需求。外部資本的注入，是中國當時最緊急的政治需求。而且結果也證明從香港注入的資本，對中國的現代化過程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2.2. 需要保持對歐美世界的交流接口。香港一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即使是在韓戰期間，歐美世界也沒有完全關閉與中國的交流渠道。香港就是中國與歐美世界交流的一個重要中介。中國中央政府不願意過分地違背香港重要人物的政治需求。
2.3. 需要建立一個吸引台灣回歸的政治體制。那個時代葉劍英和鄧小平兩個實權政治人物曾經系統性地給出了台灣統一的談判方案。內容就是「什麼都可以談」。而且已經具體地指出了細節部分，包括台灣可以有獨立的外交權力，完全獨立掌握的軍事力量，完全自主的經濟與政治體制，完全自主的立法權力。城門立木，商君需要人們相信他的政治承諾。同理中國大陸也需要一個樣本讓台灣人看到大陸的政治承諾。這可能是香港基本法23條出台的一個重要歷史背景。

3.巨量政治成本的不可持續性；

在香港的管治過程中，我們可以複習到很多件大事。至少包括：

3.1  田北辰在立法院的反覆橫跳；
3.2  建制派在重大投票關口時的反覆協調；
3.3  支持建制派政治人物的各種措施；
3.4 泛民派的反覆拉布與挑釁；
3.5  建制派立法會主席對泛民派的反覆讓步；
3.6  反對派的反覆遊行；
3.7   特區政府的反覆伸手；要求中央政府幫助阻擊索羅斯，當然是理所應當的要求。但是其它的奇奇怪怪的要求也實在太多了。比如要求開放大陸遊客香港自由行。然後又要求限制大陸旅客的自由行。借用深圳特區河道整治後的河套地區等等。各種能上得了台面或者上不了台面的東西。

所有這些現象的背後，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邏輯。就是要求中央政府不停地支付政治成本。用要求這個詞來描述這一過程其實算是一種客氣的說法了。用逼迫這個詞，或許更能更恰當地描述這一過程。
但是不停地投入巨量的政治成本，以安撫一個地方政權，從來都不是一個可持續的過程。翻查中國歷史，至少我們可以學習以下的重大事件。比如周朝的持續分封，分封到天子都必須借住到臣王的封地上了，還不能停止；春秋晉國的客卿逼迫國君在趙氏涉及到叛亂後，還要恢復趙氏家族的貴族地位；齊國的田（陳）氏代姜；唐朝的節度使制度；東晉時的北府軍事實等。這些都提示，中央政府持續地向地方政府投入巨量政治資源，是不可持續的行為。

4.中央政府的管治猶豫；

複習諸多的重要關口，在管治香港的過程中，並非沒有機會提前阻擊港獨力量的壯大。早期的中央政府可能認為香港的管治，總體上是可控的。尤其是前20年，中央政府的政策都是以安撫為主。看起來似乎是也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但事實上不停息的安撫政策，其實也是不可持續的。要在後期取得與前期相對應的安撫效果，必須不斷地提高安撫的價碼才能達到。中央政府的管治猶豫，培養了香港各方政治力量不停地向中央政府索取的習慣。

5.香港政治力量的背叛；

多年來歐美的話語體系中，就是講中國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在我讀大 學的時候，收聽敵台，開關語總是「這裡是自由中國廣播電台」「歡迎收聽自由之聲廣播電台」之類的。等到我在加拿大生活了10多年之後，幡然發現，在中國才是真正的自由的國家，給予了普通百姓遠遠多於加拿大居民的自由度。

在對資本的管制上，中國對香港資本的約束，也遠遠地少於美國和加拿大的資本管制。香港的資本自由度和投資自由度排名，多年來一直穩居世界前列（歡迎投稿論述或提供參考文獻）。但是結果是香港的基尼係數，也一直穩居前十，甚至於前五的位置。（附註1：指自由經濟體或主要經濟體中的排名，不計入非洲國家與被命名為軍政府的國家；附註2：歡迎投稿詳細解釋或提供參考文獻）。
用老百姓的白話解釋基尼係數，就是錢都集中到富人手中了。集中度越高，基尼係數就越高。
比較美國與加拿大，資本家的資本至少受到以下管制。強制性的工會管制約束，年度利潤的複合稅率；工人工資的退休金強制配比；薪金收入部分的複合稅率；薪金支出時的強制消費稅率。事實是香港資本管制的自由度，多年來一直高於美國與加拿大的排名。結果是香港的基尼係數也多年來遠遠高於美國與加拿大（歡迎此方向的論文）。
大白話解釋就是香港的錢都集中到少數資本家手中了，集中度遠遠高於美國與加拿大的比例。
這些資本家的錢從那裡來的，就是中央政府通過放棄對資本的約束而來的。中央政府當初建設香港的基本法時，釋放出的政治成本，最終都成為香港壟斷資本的利潤收入。無論我們從「前因」方向追蹤因果關係，還是從「後果」方向追蹤因果關係，香港壟斷資本家都應該對中央政府感激涕零。但事實卻完全相反。香港資本從來沒有停止過對香港獨立研究的各種資助，以致於整個香港教育和教務系統的研究方向全面倒向獨立方向。以致於20多年來幾乎查不到一篇研究整合，研究統一的科研論文。也沒有建立過任何一家支持統一與融合的研究機構或研究小組（歡迎此方向的統計學的論文）。
在中央政府要求政治人物對香港動亂事態表態時，還發生過類似於正式叛亂的宣言。一個香港壟斷資本的代表，居然發表一篇「X台之瓜」的廣告。換成老百姓大白話的意思就是：多年來我像一個小媳婦一樣伏低做小，小心謹慎，委屈求全，才活到了今天。今天我能做什麼呢。更直白地翻譯一下就是，「他媽的，成天欺負老子，今天想要老子出頭為你站台，門都沒有」。
事實上這位資本家是一個小媳婦嗎？是一隻「X台之瓜」嗎？從90年代以來，他長期投資於內地與香港。在支持了大陸的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收穫了大量的利潤。多年來一直占據亞洲首富的位置。可以直接這樣講，他的財富一大部分來自中央政府支出的政治成本。多年來一直阻止中央要求降低香港房價，開放更多地源房源的建議。通過資本和地產壟斷，不停地搜刮香港底層民眾的利益。在激起民怨後，反倒說，這不關我事。想要我為中央政府站台這種事，想都不要想。
不想站台也行呀，完全用不着發「X台之瓜」這種類似於公開的叛亂文宣嘛。

6.香港整體性的政治能力低下；

作為一個地區衡量智力水平和政治素質的常規指標，公務員系統和教育系統一向是受人重視的指標。但事實上香港公務員系統和教師系統一直表現為政治判斷能力極度低下。多年來這些香港精英成員，一直看不到大陸在世界權力體系中的力量和權力的增長。多年來一直低智而且瘋狂地投入完全負收益的香港獨立的研究和行動。這完全類似於被慣壞的小孩或者鄉村潑婦在大叫：給不給糖？給不給糖？不給老子就踹你家大門了。也怪不得我要寫那篇語氣過於激烈的文章（名字叫做：兩個字形容香港人：貪，傻）了。

難以置信的是某一屆香港特首，居然看不到港獨危害。以各種藉口推脫搪塞中央要求他壓制港獨的要求。事實上助長港獨力量蔓延。

7.外國力量的深度捲入；

外國力量藉助香港平台干涉中國內政，拖累中國成長進度，是香港混亂的另一重大原因。香港多年來一直是美國情報機構，英國情報機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最大基地。各種政治力量藉助各種平台，深度地介入到香港各個界面，各級層次的政治結構中。
在香港2019年的動亂中，各類資助大量湧入。外國力量公開地或半公開地接見培訓反對中央政府的力量。在輿論上煽動反對中國中央政府。在外交上聲稱香港反叛力量為自由人權行動。而事實上這次動亂行動中，充滿了街頭放火，堵塞交通，點火燒人，重傷旁觀者等行為。相對應的是在2021年1月6日，僅僅幾百人沖入美國國會大廈，拍照，並帶走部分財產，就被美國法律系統將其定義為刑事罪行。

8.台灣人的情緒性操作。

2019年的混亂行動中，另外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就是台灣當局。不知道台灣當局的出發點在何處。個人認為還是一種反中國情緒的支配。近年來反中國大陸，反中國中央政府的情緒，廣泛地在全台灣傳播。但事實上這種情緒支配下的行為，很難為台灣島上居民帶來實際的正向收益。它的收益就是大陸普通民眾討厭台灣人，仇視台灣人，和輕視台灣人。從而給台灣帶來更大的武統壓力。

 

四：台灣人把一國兩制「作」沒有了。

我很喜歡大陸民眾發明的新詞「作」。不知道大陸以外的華語區理解這個詞不。我個人的理解就是：做一些超出自己實際控制範圍的事，伴隨着誇張的表演效果以引人注目，最終導致自己的利益受損。有一個順口溜可能幫助我們理解這個詞。就是「NO 作 NO DIE, 你偏要TRY」。
台灣人的作，把一國兩制的可能性已經完全作沒有了。
聽說沒有了一國兩制，估計全體台灣人都會歡呼這個結果。因為多年來台灣人一直反對，一直仇視一國兩制這個詞。但事實上，他們並不知道失去一國兩制，對他們的意義。
某一天，突然翻出來一個FACE BOOK的留言。留言於2019年10月9日，就是台灣雙十節的前一日。我把我的一篇博客推薦給台灣一個著名的統派電台主持人。這篇博客名字叫做「如何爭取到一國兩制的可能性，現在是台灣要思考的現實」。

簡單地總結一下我的意思如下：
1.一國兩制合符台灣人的中期和長期利益；
2.台灣人應當靜下心來，理智地認識一國兩制；
3.一國兩制的機會正在遠離台灣，台灣人要做出努力來抓住它。而不是反對它，咒罵它。

唉，只能講可惜了！耽誤了3年時間之後，突然間，台灣就失去了一國兩制的機會。

在2019年10月9日，我盡我的力把我的擔心傳給台灣人。提醒台灣人正在失去一國兩制。
在2022年8月10日這一天，大陸正式宣布，台灣失去了一國兩制。

現在我們來讀一下2022年8月10日的來自大陸的公告吧。
第四部分：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推進祖國統一。

原文A部：『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最有利於中國的長期穩定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第一選擇。儘管幾十年來遇到困難和阻力，但我們仍然堅持不懈地爭取和平統一，這體現了我們對民族大義、同胞福祉與兩岸和平的珍視和維護。」
翻譯：為了民族大義，我們現在還保持着和平談判的窗口。願不願談，隨便你們。

原文B部：「我們主張，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祖國大陸的社會制度，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共存、共同發展。「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我們將繼續團結台灣同胞，積極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
翻譯：現在談，還有一國兩制。但是必須明白這個兩制必須服從於一國這個天花板下。必須直接接受中央政府的直轄管治。細節可以來詳談（直接意思 就是以前葉劍英鄧小平作出的許諾已經沒有了）。一切都要重新談，可以適當照顧台灣人的感情，但必須服從於大陸民眾的民意。（重點：以大陸民意為主導。）

原文C段：「一個時期內，受各種內外複雜因素影響，「反中亂港」活動猖獗，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審時度勢，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為推進依法治港治澳、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了堅實基礎。」
翻譯：別忘了你在香港搞鬼的事情。現在的一國兩制已經是以我大陸為主了。台灣的一國兩制，不能超出給香港與澳門的優惠範圍。

原文D段：「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必須面對大陸和台灣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不同這一基本問題。「一國兩制」正是為解決這個問題而提出的最具包容性的方案。這是一個和平的方案、民主的方案、善意的方案、共贏的方案。兩岸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我們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一國兩制」將被廣大台灣同胞重新認識；在兩岸同胞共同致力實現和平統一的過程中，「兩制」台灣方案的空間和內涵將得到充分展現。」
翻譯： 玩完全自治，實際獨立，已經不行了。現在是兩岸同胞在共同推進統一（白話：老子現在要來真的了，不跟你費話）。

原文E段：「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兩岸協商談判可以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方式可靈活多樣。我們願意在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解決兩岸政治分歧問題開展對話溝通，廣泛交換意見。我們也願意繼續推動由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的代表性人士開展民主協商，共商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和祖國和平統一的大計。」

翻譯：趕快找人來談，反正這個統一問題一定要在老子的任期內完成。

原文F段：「當前，美國一些勢力圖謀「以台制華」，處心積慮打「台灣牌」，刺激「台獨」分裂勢力冒險挑釁，不僅嚴重危害台海和平穩定，妨礙中國政府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也嚴重影響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必將導致台海形勢緊張持續升級，給中美關係造成顛覆性的巨大風險，並嚴重損害美國自身利益。美國應該恪守一個中國原則，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停止說一套做一套，以實際行動履行不支持「台獨」的承諾。」
翻譯：美國人玩不動了。他再玩，老子就會捶它。

原文 G段：「台灣財政收入盡可用於改善民生，多為老百姓做實事、辦好事、解難事。」。
翻譯：現在談，中央不向台灣徵稅。

原文H段：「台灣可以作為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
翻譯：可以！！！！

原文I段：「所有擁護祖國統一、民族復興的台灣同胞將在台灣真正當家作主，參與祖國建設，盡享發展紅利。」
翻譯：台灣的管治官員必須擁護大陸管治，並接受中央政府的管治與監督。

原文J段：「兩岸同胞共同探索實施「兩制」台灣方案，共同發展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確保台灣長治久安。」
翻譯：兩制方案必須符合大陸中央政府的基調。確保台灣不致再次發生反叛。

原文K段：「統一後，有關國家可以繼續同台灣發展經濟、文化關係。經中國中央政府批准，外國可以在台灣設立領事機構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國際組織和機構可以在台灣設立辦事機構，有關國際公約可以在台灣適用，有關國際會議可以在台灣舉辦。」
翻譯：台灣不得再擁有與香港相等的外交特權。所有的外交許可和外交權力，必須完全置於中央政府的管治之下。

重點直譯：
1.葉劍英鄧小平的承諾全部失效。（原文B段）
2.台灣不得擁有外交權力，所有外交許可必須完全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原文K段）
3.台灣不得再擁有任何直轄的軍事力量，軍事力量必須完全收歸中央政府所有。（原文J段）
4.台灣的行政官員必須擁護大陸管治。行政官員必須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轄和監督。（原文I段）

5.趕快來談，談的內容就是不向台灣徵稅，台灣行政管治制度照舊，經濟制度上支持。
6.愛談不談，反正要在老子任內解決這個問題。武統的結果與談的結果肯定不一樣。
7.別再玩花花腸子了，美國人敢來管，老子一樣捶死它。

個人感受：
台灣已經失去了一國兩制的機會了。現在抓，也只能抓住一個小尾巴了。就是這個小尾巴，恐怕台灣也是抓不住的。

在張亞中競選台灣國民黨主席時，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名為「就算張亞中贏了，也當不了大英雄」。當時的結論是基於以下判斷：

1.台灣已經沒有任何政治人物，能得到台灣民眾的授權與大陸談一國兩制了。
2.除了一國兩制，大陸不會和台灣人談任何其它方案。
3.大陸現在已經不會和得不到授權的政治人物浪費時間了。就算藍營人物，沒有得到民意授權，大陸也不會事先作出任何許諾。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台灣人，2300萬人，就沒有人看到台灣最終會被統一的結果？
明明是應該去追求的利益，偏偏要去玩「我不要，我不要」的遊戲！
2022年8月10日，對台灣極其重要的日子。這一日，台灣正式地失去了真正意義上的一國兩制。
2019年10月9日，另一個次重要的日子。這一日，有人催促台灣人趕緊去追求一國兩制。因為看到它正在遠離台灣。
可惜了。

五：大陸人仇視一國兩制。

現在問及大陸人對一國兩制的印象，結論是一邊倒的。結論就是：仇視，討厭，疏遠，反對。
曾幾何時，大陸民眾一邊倒地熱情地擁抱一國兩制。大陸人也曾經一邊倒地愛台灣人。一邊倒地稱台灣為寶島。一邊倒地講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當年我結婚登記，特地選在10月11日。就是因為大陸人的國慶在10月1日，台灣人的國慶在10月10日。從中可見大陸人對台灣人的期待。
結果台灣人一直把大陸人的臉踩在地上摩擦。反覆的操弄反中，反大陸，反大陸人。最終激起大際民眾的討厭與仇視。
2009年以前，大陸人普遍地熱情擁抱台灣。只要沾上台灣這兩個字的任何物件，任何人物，在大陸都享受VIP待遇。
恐怕我是少有的對台灣人一直保持冷靜態度的大陸人吧。從來沒有熱情擁抱過，也從沒有激烈地反對過他們。但我是很早地就看到了台灣的命運的人吧。很可惜台灣一定會走上一條路，無可逃避。這是我把這一部分命名為「台灣的宿命」的原因。

早在1995年，北京還是坐公交巴士出行的時代。多次在同一路公交巴士上遇到一名台商。那個時候，台商一詞有着耀眼的光環。但這個人很有素質，不卑不亢的。我們也可以隨和地交談。但是不能提統一。遠遠的試探這個話題都不行。一碰到這話題，臉馬上就冷下來。我從此就知道儘管大陸給了他們耀眼的光環和榮譽，也讓他們在大陸放心地發財，但要想他們臣服你，門都沒有。因為他們比大陸人有錢。
後來在泉州工作，被不認識的閩南人講去吃普渡。去看他們不同的村抬不同的神。看角頭大佬們請的神供一村的人來拜。看住院的老鄉把手機擺一長排在病床邊。（那時手機就是身份高的象徵，每個探視者都把手機擺在病床旁邊，手機越多，彰顯這個病人身份越高）。住院一定要請客，一定要送紅包。不接受就是看不起。也逐漸看到閩南人的抱團。抱團到團體成員被無原則性地庇護–唯一的原則就是你是小圈子裡的成員。也看到骨子裡的西瓜偎大邊的投靠心態。信服拳頭大聲音大的等級制度；先認人熟與不熟，然後才會認道理的宗派服從，盲從心理。估計台灣人的守的內心，應該與閩南人大同小異吧。
然而細究起來，這些也都不算是有錯吧。因為內陸的民眾，或多或少地都抱有相近相似的行為或者心理。記得1970年代時，貴州人之間的相處規範，也差不多同樣吧。某一人遠赴一個新地方，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先去認一下各個親戚家的門頭。然後去生產隊長家去打一個招呼，介紹一下相互認識。女兒嫁出去後，在夫家那邊受了欺凌，娘家人這一家族的人就會組團去「講道理」。其實就是講拳頭，講聲音。那一邊的勢力弱一些，那一邊就先服軟。這些與今天的閩南人處事的方式是多麼的相似。只是貴州四川那邊，宗法宗派的文化在現代城市小市民文化的衝擊下，已經迅速地消失而已。而閩南人這邊，還有很多的保留吧。
換句話講起來，閩南人的文化心理，處事規範，與貴州四川人，其實並沒有質的不同。
但是為什麼台灣人與內地人，相互間越走越遠，甚至相互討厭相互仇視起來了呢？封閉自大，應該是最根本的原因吧。

1995年上下，台商港商，都是鑲着金邊的名詞。頂着與香港台灣沾點小邊的任何名詞，物件，人物，在大陸都是暢通無阻的。大陸人給了台灣人無上的榮耀。然而不能談統一，一碰這個話題，馬上翻臉。儘管我與他都坐同一趟公交車，在短暫的時間平台上，我們有短暫的相等。但骨子裡他是認為他是高我一等的，不能讓他認大陸人作老大。其實深究起來，他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台商，而我在亞洲也算頂尖的研究院裡作科研。 但他不理這些，在他心理，他一個普通的台灣人也比你一個大陸精英高一個等級。
在泉州工作時，有一個小年輕土著。帶着很傳統的惠安人思維與大家相處。他是單位里頂級核心人物線上的人。但是專業機構里的傳統還是以專業能力來區分社會等級的。於是兩種思維和處事規則頻頻地發生碰撞。他多次與多個科主任公開翻臉。一次我對一位科主任講，「我給你講過的，這個人改不了的，你為啥當時就不聽呢？」科主任回我道，「那時他每天就去我家裡接我上班，下班把我載回去，我能怎麼辦？」。看，這就是一部分有閩南文化背景的人的處事方式。伏低做小時，能做得好小好小好小。轉過身，他有力量踩你時，他就一下子變得好高好高好高。這是內陸人（或有內陸背景的人）完全不接受的行為方式。問題是這樣一個囂張而又沒有專業根基的人，科主任都趕不走他。因為他上面有人。這就是另一個內陸人不能容忍的處事規則。先講圈子，再講規則。對於他們那一圈人來講，講圈子才是最大的規則。只是這一規則被圈子外的更多的人討厭而已。
另一例子。一個類似角頭大佬的人請我們。手下三個年青小弟忙前忙後。我其實是進入一個新環境，有點怯場。按保險的方案小心謹慎而已。故而話比較少而已。我想某一個年青人（或許三人全部）一定是產生誤會了，認為我看不起他（們）。找到一個機會後，這個年青人委婉地告訴我「是不是這個社會總有互相幫着的那一天是不是？我們也是大學畢業的呢，今天你幫着我們了，說不準那天我們也就幫着你了是不是？」。我馬上就知道有誤會了，於是馬上抱拳道歉解釋。看，這也是一部分閩南背景人的思維呢。「哼！老子做狗又怎麼樣呢？老子是給我的老大做狗，不是給你做狗。我給我老大做狗，我願意，你別給老子擺譜。」這種心理可以解釋近年來在台灣發生的好多事情。
但是普通內陸民眾，不可能有我這樣的機會。有這麼近距離接觸閩南人接觸到台灣人的機會。他們只能從大眾傳媒上看到台灣人講的一系列完全低智商，完全脫離軌道的話。比如，「大陸沒有廁所」，「大陸人上廁所不關門」，「大陸人吃不起茶葉蛋」，「大陸人吃不起榨菜」，「大陸人靠抓田鼠來補充蛋白質」，「大陸人搞壞台灣環境」，「大陸人窮」，「大陸人排隊看別人吃方便麵」。這些事例數不勝數，搞得大陸人一方面認為台灣人實在太討厭了。另一方面認為台灣人實在是智商為負。

「一國兩智」這個詞，不知道流行進台灣沒有？這個詞已經在大陸網上生存了20多年了。這種非正規的詞（大陸人叫「梗」），其實最能代表大陸人的普通認同。這個詞的意思就是「一個國家有兩組智商相差很遠的人群」。大陸人現在認為台灣人普遍性地低智商，低情商，討人厭。
還有一個形容台灣人的大陸詞叫「綠蛙」。這個蛙，就是指坐井觀天的那個蛙。綠字，認定台灣人普遍性地綠，普遍性地排斥大陸。這個詞充分體現了普通大陸人對台灣人的政治定位與社會地位認定。所以今天，即使是大陸中央政府想把一國兩制給台灣，恐怕整體大陸人也不會同意的。大陸人也是講社會等級的，今天他們已經把台灣人歸類到智商低，情商低，社會等級低的那一類人里了。他們怎麼能心甘情願地給台灣人高人一等的社會待遇呢。大陸14億人，台灣2300萬人，中央政府無論如何也不敢抱得罪大陸人的風險來討好台灣人吧！！

或許有台灣人說我沒有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看問題。我能怎麼說？拳頭大聲音大，是不是你們的原則？今天是台灣人拳頭大還是大陸人拳頭大？是大陸人拳頭大還是美國人拳頭大？唉！如果你們還是繼續認為是美國人拳頭大，那真的是你們自己的事了。等那一天大陸人的拳頭砸在身上了，又來搞228那一類表演，那就真的太沒有意義了。

或許台灣人今天還心念念地以為大陸人硬要把一國兩制塞給台灣人吧！其實大陸只是從來沒有在大眾媒體上公開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今天大陸人普遍地討厭和反對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在今天大陸人的認知里至少有以下負向的標籤：

1.租界歷史與歷史屈辱記憶；
2.不平等國民待遇；
3.現實屈辱感受；
4.不平等經濟分配方案；
5.支持賣國行為；

這些負向標籤會導致或者講肯定會導致大陸人反對給予台灣人特別待遇。這也是現在大陸民意強烈要求武統而不是和統的一個重大原因。這也是將來發生武統的強大民意基礎。

六：一國兩制從歷史角度增加國家的管治成本。

從政治，歷史，和哲學的角度看，一國兩制至少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1.阻礙陸島雙方的民間情感整合過程；
2.阻礙陸島雙方的生活方式融合過程；
3.阻礙民族身份融合過程；
4.增加國家管治政治成本；
5.增加國家管治經濟成本；
6.長久埋下下一次分離風險。

1. 阻礙陸島雙方的民間情感整合過程；

從香港這個政治樣板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國兩制將人區分為不同次身份。並且用法律框架強化了這種次身份。其實如香港人與廣東人，他們的歷史軌跡與生活記憶，基本沒有差異。但是事實是一國兩制之後，他們的思維差異與行為差異迅速擴大。以前香港人會默認自己是廣東人。現在香港人不單單不承認自己是廣東人，甚至還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香港人與大陸人是舉行過甜蜜的婚禮的雙方，現在也鬧到這般境地了。更何況台灣與大陸現在就已經積累了這麼深的相互的敵意。再用一國兩制的框架來隔開他們，只恐怕民間的仇視與討厭會方差級別地迅速上升。甚至民間自行地發生內戰的可能性也會難以避免。

可能有反對意見認為可以通過行政監督與控制來減小這種機會。但事實是只要有隔離，就會有抓手。只要有隘口，就會有通道。像某一任香港特首，任前與初期，各方面表現優秀。後來就各種操作支持港獨。

融合現存的港粵差異和港陸差異，可能會在將來耗掉我們巨大的社會管理成本。甚至可能需要藉助超常規的手段。當政者要警惕無數的歷史案例。

不僅是有形的框架會增加融合成本，無形但有意的框架隔離也會增加融合成本。典型的事例可以透過國內管治經驗來透視。
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內地也有某邊區省人在內地賣傳統刀具。行為舉止都很溫和。那時大陸甚至幾乎沒有派出所（體制存在，人員極少）。國家管理主要通過工商所來進行的。換句話講幾乎沒有國家強制力來管理市場。但是這些人幾乎沒有在內陸鬧過事。
後來，不就是XXX強調民族團結嘛。結果就是這區人在內陸鬧事，沒人敢管。那時已經廣泛性地有了公安力量和派出所了。也就是講有了國家強制力量在管理市場了，也強調民族團結了。結果是那一區的人到處鬧事。而且還有的事影響很大很廣泛。結果不是民族更團結了，而是更分離了。
現在演變的結果是，不僅僅是這一區的人鬧事，邊上本來是漢族為主的一個省區的人，也搭上這一班車，在內陸廣泛地鬧事了。
可見給予特殊待遇，絕對不是民族融合之路。撫督必須結合，才是長久之策呀。漢武安置匈奴，明朝改土歸流，都是值得學習的案例。

2. 阻礙陸島雙方的生活方式融合過程；

記得上面例子中那個惠安年青人，就是一個生活法則與我差異很大的人。他要結婚了，閩南人的面子大過天。單位沒人去出席，那是不得了的大事。可是全科室，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去。從院方開始壓下來，要求至少要派一個代表去。科主任只好來求我了。我不能讓主任為難，就去了。此後，我也不會介入這個年青人的事件。但如果某些事，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我也會低下頭，也不看人，輕輕地咳嗽兩下，他就會很快找台階把這事結束了。可見，儘管有非常大的生活方式的差異，而且他比我握有更大的社会能量，在互相接觸的過程中，他也會適量地向我的方式靠攏。從而相互靠近。但如果我從來沒有介入過他的環境，不單我咳嗽兩下沒用，就算我站起來指責他，也可能毫無用處。
共同地交流，不要人為地增加隔離，是互相間了解生活方式，互相靠近的好途徑。
如果更多地增加台灣人和特殊性，台灣人不可能更好地理解內陸，內陸人也缺少深入了解台灣人的機會。

3. 阻礙民族身份融合過程；

現在我們回過頭去讀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的研究文獻。很多文獻提示至少在那個年代，至少在那時的東烏克蘭和南烏克蘭，幾乎沒有烏克蘭人否認自己是俄羅斯人或者是俄羅斯人的一部分。甚至在2013年的政變之前，烏克蘭人也沒有典型的烏克蘭人的身份意識。在今天，烏克蘭人終於成為了烏克蘭人。而且是俄羅斯人的敵人。這就是身份隔離的後果。
從歷史角度來比較，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的差別，甚至不如貴州人與廣西人的差別大。我覺得用這一組例子來比較真的比較有趣。
貴州人普遍講四川話。廣西的一部分講官話，也是四川話。另一部分人講廣東話。烏克蘭人的大部分人講俄羅斯語，小部分人講烏克蘭語。烏克蘭語與俄羅斯語的差異遠遠小於四川話與廣東話的差距。更小語言差異的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今天終於成為敵人了。境內講俄羅斯語的人與講烏克蘭語的人在互相廝殺。而貴州人和廣西人互相間相處得很好。廣西省內講四川話的人和講廣東話的人相處得也很好。
一國兩制之前，香港人也沒有明確的香港人的概念。從民國時期踢省港杯，到廣東人大規模偷渡香港時。香港人都默認自己是廣東人。注意那個詞，叫省港杯。不叫城港杯，不叫粵港杯。不叫雙城杯，不叫兄弟杯，不叫姊妹杯，不含任何含有平等意義的名詞。叫省港杯。廣東是香港人的省。
現在不一樣了。多出來一個香港人的身份了。這個香港人，不同於我們講的我是四川人，我是貴州人，我是廣西人那樣的標籤。他是另一個人了。要消滅掉這個詞上附着的特定的意思，可能要花幾代人的努力。
沒有必要再製造一個具有特定意義的台灣人的標籤了。台灣人講的就是閩南語，他們的媽祖就是閩南的媽祖。我們要做是讓他們知道這一事實，而不是讓他們繼續否認這一事實。

4. 增加國家管治政治成本；

1.  記得在前20年，香港特首來大陸，與大陸首長是按環形位置坐的。這表明中央政府給香港的政策，是應該給的。香港人一向就講兩制。23條立法你中央政府也拿我沒有辦法。某一屆港區特首居然自已就出面給別一國家的元首表態對某一特定事件的關切。香港人澳門人至今還理所當然地接受各種分類法里將他們列為特殊的地區。外交領域內，事實上地各個領域給台港澳以聯邦成分的地位。中央政府事實上對港澳給予治外法權。從歷史角度講這個現實一定損害中央政府集權能力（不用懼怕談論集權，集權能力是涉及國家能力，國家競爭，國家戰爭能力的重要指標，詳情請參考「國家戰爭能力」篇（寫作計劃中，文章稍晚推出）。也損害基層民眾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不義自斃，曲沃代翼，趙氏復辟，四家分晉，田（陳）氏代姜，都起源於弱小的地方力量，逐步收集民間支持來侵蝕中央權威。
2. 具有特殊地位的特區首長，必定擁有比較特別的行政處置權力。這部分權力很容易被偷渡到外交領域。為了防止和阻止這種可能性，必須設定更多的機構或者機制來限制或者克制這種風險。每一個額外的系統都需要支付額外的政治運行成本。每一個額外的政治機構又會帶來額外的附加的政治風險。再需要另一個機制來監督這一機制的運行。從而支付越來越多的政治成本。結構層次越多，縱向傳遞力量的衰減與消耗越大。不單單是物理定律，也是政治定律。

5.  增加國家管治經濟成本；

複習中國歷史，無一例外的特殊運行機構都會給中央政府帶來額外的經濟成本。節度使制度，迅速地使中央政府失去稅收能力。州牧制度，也使中央政府失去財政能力。崇佛，使中央政府失去大量收繳稅收的能力。這些缺陷的由來，均是因為他們在初期有利於中央政府實行某一重大政策重大舉措。早期他們都有着充分的存在理由，有充分的價值。事實上他們也為中央政府達到某一個政治目的立下過巨大的功勞。
就講香港的例子。香港特區制度當然有歷史因素。特區制度也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勞。但是有沒有進一步的政治風險？有沒有持續的經濟失血風險？還有要作長遠的觀察。

6.  埋下下一次分離風險。

俄羅斯目前的風險不單單在烏克蘭方向上。而且還在白俄羅斯方向和哈薩克斯坦方向上。哈薩克斯坦方面先不講。至少白俄羅斯方向就是一個由於身份區別埋下政治地雷的典型例子。
往烏克蘭方面追究歷史，還能找到曾經有過「烏克蘭」這一個標籤的短暫歷史。但是對於白俄羅斯方面，怎麼找都很難找到明確的「白俄羅斯」的標籤。甚至於從我個人的感受中，哥薩克這個歷史標籤，也遠比『白俄羅斯」這個標籤要明確得多。（我要被罵死的）。但是現在白俄羅斯人講了。我們有數千年的歷史了。不要講我與俄羅斯有關係。老子就是白俄羅斯人。中國人請不要叫我們「白俄羅斯人」，我們是「白羅斯人」。
今天如果我們一直地強調增城人不同於廣州人，惠安人不同於泉州人。他們一定就會看認為「老子就是不同」。慢慢地這種心理就會被政治人物利用。現在台灣人的標籤被利用，不就是同一道理嗎。「咦，為什麼大陸人也講台灣話呢？」他們不知道他們就是閩南人。他們不知道他們講的話就是閩南話。他們現在一直在塑造一個新身份。這個新身分就是「台灣人」。這個台灣人的新身份，就是他們下一次反叛大陸的政治基礎。
當時的葉利欽，為了擺脫沒有錢，養不起人的困境，把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分家出去。政治風險不僅僅在現在，更大的政治風險在50年到100年的時間段內。現在烏克蘭人已經成從親兄弟（至少是堂兄弟）變成敵人了。50年到100年之內（可能更短的時間）白俄羅斯人成為俄羅斯人的敵人的概率超過一半。

現在「台灣人」這個名詞，不管我們願意與不願意承認，在政治學上，它已經是「中國人」的敵人了。好消息是，它還沒有得到「賦權」。因此易容易弱化，淡化，再而消失。阻止對這一標籤「賦權」，應當作為大陸中央政府的頭等大事。（歡迎此方向的論文）

七：台灣人該怎麼辦？

說實話，辦法已經不多了。因為很明確，2022年8月10日，大陸的線就已經劃定了。沒有外交權，沒有軍事權，地區領導人直接受中央政府監管。

1.  但是到2026年還有2到3年時間。抓緊時間讓普通百姓在心理上向統一過渡，也是真正關心台灣的人應該做的事情。
2.  如果能做到更多，就出面與大陸談。談來的東西，絕對是最好的。要做大英雄，必須要有大氣概。（但是恐怕我的這個期待會落空了。）
3. 最壞的做法，就是橫跳了。
在香港動亂時，香港某一大佬，在報紙上發廣告講「X台之瓜」。這個類似於公開的反叛宣言。我當時斷言，中央會把動亂的事設法降溫，然後在2年之後再出台全面的嚴厲的方案來規管香港。因為要花2年的時間來壓制香港的這一幫壟斷資本力量。逼他們向中央集中。結果那裡料到這幫政治智商極低的人，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利益點，傾全力配合美國。而且重要的是美國外交系統的低智商，完全錯估形勢。導致大陸中央衝冠一怒，立馬就把香港的火滅了。其實這兩年的時間，就是他們自己作沒有了的。

真不希望台灣方面再出來作。把我的2026年的時間預測作沒有了。抓緊時間做點值得做的事情吧。

 

小結：

2019年10月9日，一个重要的日子。我盡我的努力來提醒台灣方面，一國兩制正在遠離台灣。期望他們自己出來爭取。
2022年8月10日，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大陸方面正式劃下方案，事實上的一國兩制已經沒有了。大陸定下的方案是：台灣沒有外交權；台灣沒有統兵權；台灣行政高官必須擁護大陸，並且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監管。但還有一個殼。這個殼就是行政方案和經濟體制。現在爭取這個殼，還是有時間的。

 

附註：

本來按計劃，台灣部分是整個中國統一計劃文章的最後一部分。原計劃在2024年2月推出。為因應台灣局勢反覆在近期成為熱點的現實，現在把這一部分提前寫出來。

請重視我的勸告。槍擊的消息一出，我立馬預測陳水扁會贏；馬英九一當選，就立馬就預測馬的治下，兩岸關係一定倒退；「X台之瓜」廣告一出，我立馬預測中央一定出重手嚴厲規管香港（當然時間上有錯）；通過讀大陸公開報紙文稿，我立馬斷定「一國兩制」正在遠離台灣，3年後就兌現預言。現在我的預言是台灣還有3年時間來爭取一個比較好的結果，不要繼續浪費了。時間很金貴。

愛自己，要行動。